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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特别刑事法庭】DUCH案庭审报告(第三周)

DUCH案公开庭审情况报告 4.20-4.23

1. 概述
 
“我深深自责的,我在S21的具体职责……是培训和教育讯问者,让他们敢去讯问,去使用酷刑,虽然他们厌恶这样做……如果我们更深入思考的话,这是最重的罪行,比我其他的责任都要重……”
 
在因为高棉新年休庭一周之后,法庭本周重新开始了庭审,法庭首先传唤了剩下的几位M13的相关证人。虽然主审法官聂农努力想让程序迅速进入到与案件实质性部分相关的证据上面,但星期三的大部分时间,审判程序都主要是在进行程序性的辩论,法庭星期四提早休庭以考虑一些未决的动议。因此,虽然在审判开始三周之后,被告人终于在星期三下午开始了他在S21事项上的陈述,但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位关于S21的证人被传唤出庭。所以,原来估计的12周完成审判现在看来已经有些不现实。考虑到法庭还需传唤49名证人,庭审可能会持续到2009年年底。
 
本周的两名证人—— Chan Voeun先生和 Chan Khorn先生——都声称自己以前是M13的警卫。他们就作为DUCH下级的经历以及M13的情况作证。Duch否认Voeun曾经做过他下属的警卫。虽然该由于该证人证言的自相矛盾,其可信度受到了质疑,但是他曾经在M13做过Duch下属一事却得到了Khorn的证实。Khorn进一步证实说他是被迫在M13工作的,Duch确认对于那些从“根据地农村”被召唤来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虽然Khorn的证言在某些点上与Duch的不符,但它似乎支持了Duch关于他从未亲手杀害过犯人的说法。
 
之后法庭就S21的成立以及此前的Takmao监狱的成立问题询问了被告人。他证实他在S21于1975年九月或十月左右成立时被任命为副主席,并随后在1976年三月被提升为主席。Duch还解释了这所前高中的各个建筑的功能、讯问机构的组成,以及他和他的下属各自的职责。被告人似乎将他自己描述为只负责对供述进行编辑和报告、向下级传达命令,并培训和教育讯问者的人。有些令人惊讶的是,他进一步说明只是在本案的调查阶段访问S21的时候,他才真正踏足S21的关押大楼——该地现在是一个种族灭绝博物馆(Tuol Sleng)。
 
本周值得质疑的翻译质量严重影响了审判的进程,国际辩护律师弗朗索瓦•卢将此作为对被告人公平审判权的严重违反而提出。卢称庭审中有问题的翻译达到了所有陈述的约50%。而本小组的柬埔寨成员则倾向于更保守的估计,认为约30%-40%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本周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法庭遇到了比其他的国际司法机构要严重得多的翻译问题。有时候,不懂高棉语的人根本没办法听懂法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对话。我们强烈建议翻译们在没有办法跟上说话人节奏的时候应当打断他们。
 
最后,本周一个关于可采性的重要问题被提出。这个问题是关于案件档案中由非政府组织进行的采访和制作的文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当成证据来使用。检察官认为案件档案中的所有证据都具有可采性,而被告方则认为在调查阶段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在庭审中的使用应当有所限制。如果法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被告方意见的话,将会对整个案件造成“戏剧性”的影响。
 
2. 法律和程序问题
 
A. 证人证言(M13续)以及Duch在S21成立问题上的陈述摘要
 
以下是本周庭审中所听取证言的一个简要的摘要。本报告附件中有更加详细的总结。
 
Chan Voeun
 
现年56岁的 Chan Voeun先生于本周一出庭作证,他自称曾经是M13的警卫——被告人则称这并非事实。Voeun在作证中谈到了M13的关押条件、讯问方式、处决,以及被告人的性格。他的证言在很多方面与Duch的陈述不符。他还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另外,他给出的证言与他此前对调查法官(OCIJ)的陈述也有冲突。而且,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判断该证人到底是亲眼看到了他所描述的情景还是来自于他道听途说后的推断。因此,该证人的可信度似乎是值得质疑的。
 
Chan Khorn
 
周三下午和周二的大部分时间法庭都在听取证人 Chan Khorn先生的证言,他是在M13问题上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证人。该证人声称他于1973年被招入M13的时候约13或14岁。1973年底或1974年初他被从M13中开除并被迫去稻田劳作。Khorn先生陈述道他并不想在M13中工作,但除了服从命令之外别无他法。
 
Khorn在法庭上的证言与他先前对OCIJ所作的陈述稍有出入。此外,虽然他的证言支持了Duch关于他从来没有亲手杀害过犯人的说法,但却不同于被告人关于未成年囚犯和1973年的洪水的陈述。Chan Khorn还就M13医疗条件的不足给出了证言。
 
Duch关于S21成立问题的陈述
 
根据其关于庭审安排的说明,法庭正式宣布于周三结束听取关于M13的证据。之后法庭开始就其安排中的第二个事项——即S21的成立——讯问被告人,从而宣告了其对本案实质性问题之考量的开始。在主审法官聂农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法官雅索昆(Ya Sokhan)开始细致地对被告人进行讯问。索昆法官要求被告人就其完成M13的工作到被任命到S21期间的情况进行解释。简单地介绍了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转换之后,被告人提到他最初是被任命为S21的副主席,而主席是Nath(又称“三号兄弟”)。不过,1976年3月Nath离开了该监狱而Duch的直接上级Son Sen将Duch提升为主席。
 
成立的命令和“S21”的意思。Duch声称S21是在Son Sen的命令下成立的。根据被告人所说,字母“S”代表“Santebal”,指红色高棉政权采用的新形式的安全部队。“那个时候,Son Sen说我们不应该再使用警察一词。”被告人说,这是因为“警察”管理土地和财产,而“Santebal”则被用来维护和平和安全。而“21”这个数字则是Nath当时的“通信代码”。Duch解释说S21由Son Sen控制,但后来当Son Sen在“前线”的时候被Nuon Chea所接管。S21的目的是“监禁、刑讯以及粉碎”其中的囚犯。
 
S21的位置。在数次搬迁之后,S21最后在Duch的提议下于1976年选址于 Ponhea Yat高中。此地现在是 Tuol Sleng种族灭绝博物馆。Duch随后解释了哪里是讯问和关押设施、在哪里为囚犯们照相以及制作记录囚犯到达的文件。
 
组织结构。回答关于S21组织结构的问题时,Duch解释到S21的职员来自于M13、Ta Khmau监狱,以及秘密警察。这些职员根据特定的结构被组织起来,而Duch声称这种结构是由Nath设计的。他说他被提升为主席之后,就没有再对之加以修改。
 
讯问者:在强奸事件之后女性讯问小组的成立。Duch本周还谈到了讯问者的工作,详细描述了讯问者的一些特定工作和职责。根据Duch所说,Hor是整个讯问部门的负责人,但每个讯问小组都有特定的组长,本报告附件中有更细节的相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人提到在“一个男性讯问人性侵犯或强奸了一个女囚犯”之后,他建立了一个女性讯问人小组。被告人称该男性讯问人“将一根棍棒插入了那个女人的阴道”。这一描述印证了起诉书中提到的关于强奸的事实指控。不过现阶段法庭要求各当事方将提问限制在S21成立的范围内,被告人可能会在以后的审判阶段被进一步问到该事件方面的问题。
 
B. 审判中的辩论
 
对历史的主观评论、还是真实的披露?关于案件档案中采访记录在审判中可采性问题的争议仍在继续。本周案件档案中某些文件在审判程序中能否被认为不可采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出。被告方此前对已经过世的人所做采访的可采性提出过质疑,与当时的论点相一致,被告方提出案件档案的一部分——关于在目前的司法调查程序之外所进行的采访——应当被认为不具有可采性。
 
此前可采性问题被提出是关于被采访人对柬埔寨文件中心(DC-Cam)所做的陈述。DC-Cam成立于1990年,它是一个档案和历史研究中心,其保存的很多文件目前也是Duch案件档案的一部分。在法庭的柬埔寨新年休庭之前,国际辩护律师弗朗索瓦•卢对拉维尼法官使用这些采访内容与被告人对质提出了反对。当时,法庭决定将会在“晚些时候”对此作出决定,并要求各方在法庭作出决定前不要援引这些采访。
 
本周庭审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可采性问题。首先是第二组民事当事人的国际律师 Silke Studzinsky试图就DC-Cam 2003年对证人 Chan Khorn的采访与该证人进行对质,而这遭到了被告方的反对。该反对意见被法庭所拒绝。然而随后,在法庭的指引下,国际助理检察官亚历克斯•贝茨表示检察官想要援引另一DC-Cam文件,该文件与一位Chan Sothy先生有关。检察官指出,根据调查法官办公室所言,他们找不到Sothy先生来进行询问。因此,法庭于周三上午听取了关于该文件和其他案件档案中的DC-Cam文件的可采性的程序性辩论。
 
代表检察官一方,贝茨认为对于已经存在于案件档案中的文件来说不存在可采性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对他们应当给予多大程度的证明力。贝茨的论点是基于《内部规则》第87条第1款,该款规定“所有证据都是可采的”。根据贝茨所说,对一个文件纳入案件档案的反对只能在调查阶段提出,因为这样的反对构成一个纠正程序缺陷的请求。既然被告方没有在调查阶段提起将这些文件排除出案件档案的请求,那么现在就不能再质疑它们的可采性。
 
贝茨同样质疑了法庭的审判日程指令,在该指令中法庭提到逝世的或无法出庭的证人提供的证言只有在当事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在庭上被读出。贝茨认为该指令要求《内部规则》中并没有规定关于可采性的新条件,因此与规则不符。他强调任何根据该指令作出的裁定都可能对整个案件产生重大影响。他说:“该裁定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这将会把判断可采性的权力交给当事方,而不是交给审判庭:这不可能是法庭的原意。”贝茨总结到所有案件档案中的文件都是可采的,而每个文件的证明力则应在个案基础上进行判断。他认为“对于某种证据一刀切式的对待不应当被允许”。四个组的民事当事人律师都同意检察方的论点。
 
国际辩护律师弗朗索瓦•卢仍然坚持他原来的立场,即在司法外情况下进行的采访和陈述,以及没有在现在的调查中被考察过的采访和陈述,都不能在审判中采用。卢似乎认为有一些由DC-Cam所做的采访由于其进行采访的条件而应当被认为“不适于用来证明它们想要证明的事实”。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采访应当被排除,因为它们是无关和重复的。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还指出采访人和翻译的能力值得质疑(从司法程序的角度)。他还警告说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采访人所做的采访记录不能被认为是证据,因为他们可能是带有某种目的而进行的采访。
 
卢还辩称在大陆法系体系下,即使文件已经在案件档案里,法庭仍然有权宣布其不具有可采性。他指出案件档案中在调查阶段没有经过质证的部分在庭上只能被有限地使用,他尤其提到了检察官在其开庭陈述中用到的一段录象。跟贝茨关于规则中程序缺陷问题的理解相反,卢认为DC-Cam的采访并非“司法文件”,因此不能被认为是“书面记录”而在调查阶段指称他们存在缺陷。相反,卢认为因为这些文件不能在调查阶段被认定为“无效”,所以应当在庭审阶段限制其使用。他说:“我多次警告过你们:你们在调查阶段没有做的事情,以后就不能做了。”意指检察官应当在调查阶段就DC-Cam文件与被告人对质。卢似乎并不太反对档案文件,这一度造成双方的误解:卢似乎接受有一些被认为是“DC-Cam记录”的文件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检察官当时试图采用的文件),他更多地是认为采访的内容和该组织的公开印刷品中的文章不具有可采性。
 
关于证据披露的问题总是主导着国际法庭的程序,到目前为止其他法庭总是花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关于证据可采性的程序辩论。而ECCC的辩论可能有其特别之处,当一个法庭需要应对事件发生之后三十年的时间间隔,由此而给可采性问题带来的额外的困难应当被考虑进去。在其他的法庭中,可采性主要是关于在冲突发生时(或发生后不久)所做的报告和采访、以及完全在法庭的调查过程中所记录的陈述,但Duch的案件档案据说包含了16000份文件,这些文件跨越了三十年,它们中的很多都并非法庭调查阶段考察的对象。此外,ECCC似乎是第一个很大程度上——至少在理论上——以法国刑事诉讼程序为范本的国际化法庭。因此,很多在以前的法庭中没有被考虑过的可采性问题在这里被提出了。虽然法庭的《内部规则》的确采用了广泛的可采性标准(因此而倾向于遵循其他国际刑事法庭的先例),但ECCC同样希望“取法”新通过的《柬埔寨刑事诉讼法》的规则,而该法主要是在法国的帮助下起草的。根据《成立ECCC法》第33条(修订),在决定这些事项时,柬埔寨“已经存在且生效的程序规则”应当优先适用。但是,该法同样也进一步规定在不确定或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参考国际层面的程序规则以寻求指引”。虽然周三法庭休庭考虑这一问题,但还是没能作出决定,法庭再次表示他们会在“晚些时候”作出决定。
 
UNHCHR对Duch的采访:被告人似乎指称该采访是在胁迫下进行的。上周的程序中讨论了UNHCHR的 Christophe Peschoux对Duch所进行的一次采访的可采性问题,本周拉维尼法官就该采访进行当时的情况询问了被告人。由于法庭还没有对该采访的可采性作出决定,拉维尼法官澄清了问题将仅仅关于采访进行的情况,而不会涉及采访内容本身。
 
在回答拉维尼法官的提问时,Duch称Peschoux先生在采访中对他大喊。他还称他没有被告知采访的目的,他去了采访地,认为他们将会讨论关于建学校的事。Duch说该采访更像是讯问。据被告人所说,由于 Peschoux说他是得到了UN的委任来询问被告人,因此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作答”。
 
在得到法庭的准许之后,国际助理检察官亚历克斯•贝茨询问了Duch当在检查阶段调查法官向他出示这一采访文件时,他为什么没有在当时提出对Peschoux先生的该“严重指控”。国际辩护律师弗朗索瓦•卢则回应道,在询问的当时,被告方确实提出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卢引用了案件档案中的一份文件,称被告方当时确实表达了他们对该采访司法外性质的关切。根据卢对调查阶段一份记录的引用,被告人明确表示了“我认为我对UNHCHR的陈述是过时的,现在没有任何意义”。贝茨则回应到卢当时提出的关于采访相关性的反对和现在提出的可能的胁迫指控是两码事,对于后者,被告方也应当在调查阶段就提出来。之后他问道Duch是否只是不想让法庭听取该采访中的陈述,因为他对Peschoux所说的比他现在在庭上所说的要“更加有利控方”。 卢打断了Duch对该问题的回答,声称检察官是在引诱被告人披露采访的内容,而法庭尚未就该内容的可采性作出裁决。法庭接受了这一意见。
 
关于被告人临时羁押的决定被再次推迟周四,主审法官宣读了关于被告人临时羁押审查的一份裁定,推迟了法庭在此问题上作出决定的时间。主审法官称最后决定将在2009年6月15日公布。虽然法庭知道法院的《内部规则》要求他们在该问题上听取口头辩论之后30天内作出决定,但法庭指出在特殊情况下他们可以延长该时限。法庭因此裁定应当延长45天来作出决定,并给出了数个理由,包括:未能及时取得被告人以前在柬埔寨军事法庭被羁押的案件档案(这被认为对于法庭的考量来说是必要的);之前一周以及接下来两周的休庭;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翻译文件以使各当事方得以进行评论;以及法庭自己进行考量所需要的时间。
 
3. 受害人参与及证人和受害人保护与支持
 
民事当事人到庭情况。 本周民事当事人到庭的数目仍然很低,法庭内最多可以坐十位民事当事人,而实际到庭的只有三位。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有多少民事当事人可能坐在公众旁听席上,但是既然法庭中有空位子,那么似乎有理由推断公众旁听席上并没有任何民事当事人,因为如果他们到庭的话,没有理由在法庭中有空位的情况下却选择坐在公众旁听席上。
 
法庭中的证人支持:有关证人支持制度的疑团。本周第二组民事当事人的国际律师 Silke Studzinsky对证人 Chan Khorn表现了关心,她问道证人是否介意在被告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作证。虽然其意图很好,但她的问题为律师在这种问题上的正确作用提出了关切。法院的《内部规则》规定证人保护措施应当由审判庭来命令采取,这些措施包括使用技术手段以使证人可以远距离参加审判程序。因此,法庭似乎应当在证人出庭之前明确告知当事方他们是否已经决定对该证人有必要采取这种措施。法庭中对证人提供的支持总体来说都不太明确,庭审时似乎也没有任何心理支持人员在场,以保证证人可以顺利作证。
 
证人保护措施:继续弃用代号,但宣誓和权利问题得到了澄清。跟上周一样,对证人进行询问的时候没有使用原来分配给他们的代号。法院没有澄清为什么弃用了他们的代号。这使得我们开始关心法庭采用了什么程度的风险评估来决定在初次开庭之后弃用代号。在其他问题上,值得赞赏的是法庭本周解释了证人已经在庭外进行宣誓,并向证人解释了他们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
 
重复提问。法庭仍然努力地避免重复提问。本周主审法官聂农数次提醒当事方不要重复提问,当然有时成功而有时却并未奏效。
 
同样的,各当事方也在避免重复或无关的问题上作了一定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一的庭审中,跟询问被告人和前面的证人时不同,民事当事人律师并没有对 Chan Voeun提太多的问题。不过,这可能是因为在法庭对该证人提问时,证人的可信度已经明显地存在疑问,而他们不想更进一步扩大这种疑问。
 
然而,民事当事人国际律师本周在可采性问题上的意见却给出了令人担忧的信息,他们似乎并不介意毫无必要地重复检察官已经提出的论点。虽然检察官亚历克斯•贝茨已经明确陈述了法庭不应当限制那些文件可采性的理由,民事当事人国际律师仍然坚持要在这个问题上更多地进行阐述。虽然这些律师们在陈述其意见时同样很清晰,但他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互相重复,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点。第一组民事当事人律师 Karim Khan甚至请求在检察官之前进行陈述,以便他可以离开法庭而赶赴另一个会议。这似乎非常的不合适,尤其是他的论点跟后来所提出的论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法庭也许可以考虑发布一个在程序性辩论上进行统一陈述的命令以限制这种重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事当事人柬埔寨律师 Hong Kimsuon提请法庭注意到了《柬埔寨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在其裁决过程中可能会提供助益的条款。
 
4. 审判进程
 
司法进程控制。虽然本周审判进程节奏很慢,但总体上仍然顺利进行。总体来说,法庭在保证效率和限制重复提问方面作出了值得赞赏的努力。不过,还是应当指出只是在一方当事人提出了这一问题之后法庭才给出了这方面的数个决定。
 
但有些时候,效率的要求和保证公平的需要在庭审中发生了冲突,这也许体现了平衡这两个目标所天然具有的困难。本周有一次,这种互相冲突的考量似乎使得法院推翻了其刚刚作出的决定,而没有给出任何清晰的理由。在法庭允许民事当事人国际律师 Silke Studzinsky就一个以前的采访内容询问 Chan Khorn之后,该证人回答说他“不记得”曾经作过这一采访,于是法庭又决定不允许 Studzinsky就此与该证人对质。法庭似乎对 Studzinsky显得重复的问题颇为生气。然而,声称“不记得”似乎是证人避免回答与以往自己所做陈述有关问题的明显策略:因此并不清楚为什么证人声称他不记得该采访可以给法庭禁止 Studzinsky继续提问的正当理由。 Studzinsky似乎并不情愿遵守法院的决定,这也许使得情况更加恶化(见下面的法庭行为规范部分)。使得这个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证人没有听懂 Studzinsky问题的主要原因其实是由于翻译上的问题(见下面的翻译问题部分)。
 
翻译问题对审判的严重影响。跟之前一样,本周翻译问题继续困扰着庭审的进行,当事方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关切。第一个(或许是比较不那么迫切的一个)是关于对案件档案中文件的翻译,尤其是对庭审中使用的一个DC-Cam采访记录的翻译。正如国际辩护律师弗朗索瓦•卢所指出的,该非政府组织对证人采访记录的高棉语版和法语版上标着不同的采访日期,使得人们对这些文件是否是指同一个采访存有疑问。卢认为这是这种文件不能在庭审中使用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也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庭审中同声传译水平的持续下降,这造成了提问过程中的误解、证人的沮丧,以及律师们被禁止提出似乎“重复”的问题。比如说,在Chan Khorn先生作证的时候,他指出只要问题被更简单地加以表述,他愿意诚实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正如国际辩护律师弗朗索瓦•卢多次向法庭提起这一问题,主张翻译值得质疑的质量损害了司法公正。他更请求法庭命令法院的行政部门扭转这一情况。基本上所有当事方都对他的提议表示了支持,而法庭则决定将会在听取案件中第三组证据之前就此问题发布一个决定。
 
法庭行为规范。本周第一组民事当事人的一位律师就 Chan Khorn的证言与被告人对质时,当事方如何对待被告人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出。弗朗索瓦•卢认为该律师的语气很不友好并要求法庭指示该律师要表现得友好一些,因为司法程序“不是一场拳击比赛”。此外,在询问证人Chan Khorn的时候,第二组民事当事人的国际律师不断地用该证人此前的一份陈述来对其进行询问,尽管法庭已经命令她不要这样做。她本来可以请求法庭解释为什么推翻了此前允许她就此陈述进行询问的裁定,但她却只是继续就该陈述的内容提问。
 
公众旁听情况:本周庭审的前三天,公众旁听席上大约有30到50人。而周四的时候旁听人数却大大增加。约有400人旁听,其中200人来自 Am Liang村,另有一些来自于其他的省、大学或非政府组织。法庭的新闻和公共事务部称这些村民是作为法庭公众社会联络努力的一部分被带来旁听庭审程序的,这是值得赞赏的努力。
 
检察长的缺席:柬埔寨和国际检察长琪凉女士和罗伯特•伯帝先生双双缺席了本周的庭审。 Yet Chhakriya先生和 Tang Senarong先生轮流代表检察官办公室的柬埔寨方出席,而该办公室的国际方则由亚历克斯•贝茨先生代表。
 
技术问题。庭审中数次听到打断翻译的电波干扰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常见原因是翻译器材旁边有其他的信息接受装置,比如手机。如果保证所有操作这种设备的人,包括翻译们,能够把这种装置置于关断状态,就可以防止这一问题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庭审中,下午的暴雨造成了很大的噪音,使得人们很难听清楚,庭审因此中断了十分钟。考虑到柬埔寨就快进入雨季,倘若能为翻译室配备一个更好的隔音装置,可能会对法庭有所助益。
 
作者:Asia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itiative (AIJI) Trial Monitoring Team for the ECCC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
 
译者:张膑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柬埔寨特别刑事法庭Trial Monitor
 
【注释】
DUCH关于他在S21的职责的证词,他说他的另一个职责是编辑供述并向上报告。2009年4月23号上午的庭审。
据我们所知,应当出庭的证人一共有53名。如果保持现在一周两名证人的速度,法庭将还需要24周半或六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审判。如果法庭以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在完全不休庭的情况下,最早要到2009年12月才能完成审判。
被告人说Takmao位于“现在Tuol Sleng博物馆的南边”,“三号兄弟”,即“Nath”曾经在这里关押犯人。
请注意本周庭审中的翻译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这些总结的精确性。
Duch称该证人既不是M13的警卫也不是犯人。
比如说,该证人刚开始的时候说他在经济部门工作,只有在情况必要的时候才暂时性地做警卫工作。但后来他又说他在经济部门工作了四个月,之后三个月一直在做警卫。
关于M13的证言并不构成本案实质性指控的一部分,因为它不在法庭的属时管辖权之内。
See Closing Order, paragraphs 105 and 137.
所涉文件涉及到In Von和Ham In,这两人都已去世。
该决定作出于2009年4月7号。
他进一步指出《内部规则》明确规定了起诉书自动纠正一切程序缺陷。
“不能用尚未出庭之证人的证言来与被告人对质,除了证人已经去世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出庭,并且当事方同意宣读他的陈述之外。”
见第一周的报告。
See Article 33 (as amended), Law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xtroa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 October 2006, available on: www.eccc.gov.kh.
但据本小组的柬埔寨成员所说,Duch说的其实是“他对我很严厉”。
见第二周的报告。
这与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大不相同,在塞拉利昂,庭审时会有心理支持人员在场,以保证当受害人和证人在任何时候感到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向他们进行咨询。
在初次开庭的时候卡特莱特(Cartwright)法官确实提到过使用证人代号是出于“充分的谨慎”,但考虑到证人出庭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法庭似乎应当公开解释为什么这些代号被弃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法庭没有澄清证人们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宣誓,而这似乎是必要的。
根据第二组和第三组民事当事人柬埔寨律师所指出的,第二组的国际律师所提出的关于证人是否记得DC-Cam对其作过采访的问题,被翻译成了证人是否记得采访的内容或者文件,对此证人回答说他不记得,强调自己只是个农民。而这又使得主审法官聂农决定该律师不能再就该文件进行提问,因为证人根本就不记得。同样的,在该律师后来的提问中,她问道证人是否想要知道他在M13的两位祖父后来怎么样了,问题的高棉语翻译却是证人是否知道他祖父的情况,证人对此表现出了明显的沮丧,他回答到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之前已经解释过的事情又再一次被问道,他已经说了他不知道他祖父后来怎么样了,因为他们被关押的时候他已经被从M13中送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而,证人之所以对问题有理解上的困难,很可能并不是因为律师们表述得不好,而是因为翻译难以理解。
卢说50%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丧失了。他说让当事方放慢语速和问短的问题并不足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他请求法庭命令行政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来处理这一问题。第一组和第二组民事当事人律师尤其强调了他们对这一提议的支持。
 
更新日期:2010/8/10
阅读次数:1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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