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汇纂》的再发现与近代法学教育的滥觞
2019年6月18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自从公元5世纪起,一直到11世纪,罗马法作为一个整体在西欧地区不再有效,由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学家们所创造的法律文明(制度和思想)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烟尘中变得支离破碎。至1076年,《学说汇纂》才重新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一个法院所作出的裁判中得到引用。1088年创建的波伦亚大学是罗马法复兴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近代法学及法学教育在欧洲开始兴起。
[ 内容摘要 ]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罗马法复兴运动,尤其是《学说汇纂》的再发现与近代大学法学教育的兴起之间的内在关系。
[ 内容 ]

目次

一、公元5—11世纪的西欧法律及其技艺

二、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再发现

三、波伦亚大学的建立与欧洲法学教育的勃兴


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开创了一种不同于罗马时期法学的新的法学类型和方式,即“大学的法学”模式(也可以说是“法学教师的法学”)。

其总体风格和特征就是“与大学的教学相关联的学术性法学”或“理论化的法学”,它“使罗马法的教学与各地法院的实践相分离”,而愈来愈趋向所谓的“科学化”,企图实现法学的概念化、一般化【重视“规则(原理)”(regula)、“定义”(definitio)、“一般性”(generalia)】和体系化【重视“注释大全”(summa)、“章节(标题)的连贯性”(continuatio titulorum)等著述形式】。

这种法学模式不仅展示了中世纪盛期和晚期的法学气象,为近代法学的科学之变积累了法学知识和概念基础,而且也为现代法学的体系化努力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和思想素材。

我们在这一法学演进脉络中可以看到不同代际法学家们的智识贡献、研究方法和思想风格,这是一幅中世纪及近现代法学历史的色彩斑斓的画面,而非单色调的图像。

然而,波伦亚大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历史和智识背景是什么?波伦亚大学对西欧其他地区大学的产生有何影响?本文基于法律史、法学史和大学史等方面的材料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一、公元5—11世纪的西欧法律及其技艺

从西欧历史的角度看,自公元5世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欧洲开始进入所谓的“中世纪”(Middle Ages,拉丁文写Medium aevum,意指“中间的时代”,即“古代”和“近代”之间的历史时期)。

按照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在所著《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千年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 Romanorum Imperii,Venice,1483,共31卷,论述公元472—1440年之历史)一书中的说法,“中世纪”是“插入”到希腊罗马古典与“文艺复兴”这两个文化高峰时期之间的一段西欧历史。

西方史学界根据西欧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通常把这个时期分为“中世纪早期”(Early Middle Ages,5—9世纪)、“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9—12世纪)和“中世纪晚期”(Late Middle Ages,13—15世纪)三个时段。

欧洲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同时也是复杂而又充满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千年的时间中,包含着形形色色的民族、制度及各种类型的文化,展示着历史发展的许多过程,蕴含着近现代文明的许多因素及源头。

如何界定欧洲法律文化和法学进入“中世纪”的时间,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一些。我们不能径直把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视为欧洲法律文化史和法学史进入“中世纪”的标志。当然,我们也不能像弗里茨·舒尔兹所说的那样,把公元534年作为法学进入中世纪的开始,由于篇幅所限,这个问题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

从历史的基本面看,有一个史实是不容忽视的,即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日耳曼部族各据一方,建立王国。日耳曼征服者自身并没有继受罗马法,没有将罗马法作为本部族内部通行的法律,但也没有完全禁止罗马法在被征服的罗马人之间继续得以执行。

故此,日耳曼各部族对待本部族和对待其治下的罗马人采取“属人法”原则(或属人主义制度),即日耳曼人实行日耳曼习惯法或曰耳曼部族法(leges nationum Germanicarum / Volksrecht),各地被征服、被统治的罗马人(意大利罗马人、高卢罗马人、西班牙罗马人等)则主要适用公元5世纪形成的罗马法,即所谓“西罗马粗俗法”(英语WestRoman Vulgar Law,德语R?misches Vulgarrecht),特别是《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不过,“西罗马粗俗法”本身不再是征服者认可的官方成文法律,而是被征服、被统治的欧洲西部各地罗马人遵行的一种习惯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征服西罗马后,日耳曼人所实行的制度显现出某种“法律二元主义特征”(legal dualism characteristic),即一种“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共存”的局面。

到了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为了处理王国之内罗马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事项,部分日耳曼部族统治者开始下令编纂成文法律,如《勃艮第罗马法典》(Lex Romana Burgundionum,由勃艮第人的国王耿多巴德(Gundobad,一译“刚都巴德”,约452?516年)在5世纪末期颁布)、《西哥特罗马法典》(Lex Romana Visigothorum,由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二世【AlaricII,公元484—507年在位】于506年颁布)、《特奥多里克谕令》(Edictum Theodorici,由东哥特人国王特奥多里克于6世纪初在所占领的意大利半岛下令编纂的)等法律,这些成文法律俗称为“蛮族法典”(leges barbarorum / barbarian codes),它们不仅适用于日耳曼人治下的罗马人,而且也适用于相应的日耳曼部族自身,其内容多取于公元5世纪的几部“西罗马粗俗法”(即《格雷哥里安法典》(Codex Gregorianus)、《赫尔莫杰尼安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狄奥多西法典》等)。

比较而言,此一时期由墨洛温王朝的开国君主克洛维(Clovis,也写作Chlodwig,约466—511)在位时制定颁布的《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 / Salic Code)则主要源自长时期口传的日耳曼习惯法,故而独具特色。

就在日耳曼人入侵和统治西欧之时,东罗马帝国在文化和法学上仍然延续着罗马法的传统。特别是,在公元529—533年间,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主持编纂《国法大全》,这甚至可以视为罗马法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罗马古典时期的法学家法。

然而,由于受到语言、宗教(此时的西欧通行日耳曼各部族语、拉丁语,东部拜占庭通行希腊语,在宗教上开始出现分立,西部实行教皇制,东部(拜占庭)实行牧首制)、历史以及政治和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欧地区的日耳曼人不仅不承认《国法大全》的效力,而且甚至拒绝优士丁尼立法作品的影响。

对于当时欧洲西部的许多地域和种族而言【个别地区除外,比如意大利南部和拉韦纳(Ravenna)地区】,优士丁尼颁布的“宏大法典”显得十分无力。职是之故,在过后的历史中,西欧地区很难找到优士丁尼《国法大全》之完整可靠的文本。公元568年伦巴第人(Langobardi / Lombards)入侵意大利以后,西欧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法律体系的混合”时期。

在这个时期,一方面,一些日耳曼部族承认并接受了5世纪末、6世纪初由西哥特人、勃艮第人等制定颁行的“蛮族法典”。另一方面,日耳曼入侵者的法律也变得曰益重要,他们的法律形式主要是日耳曼习惯法或日耳曼部族法,即形形色色的“口头法”(oral law),它们并不统一,随着部族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

不过,在日耳曼人统治罗马人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将自己古老的习惯法(口头法)写成文字,编订成为“谕令”(Edict)、或“公约”(pactus,一译“约章”),这些法令(法典)部分地渗透着罗马法与教会法(ius canonici / canon law)的精神和原则。

比如,公元643年,即伦巴第人征服意大利75年之后,伦巴第国王罗泰里(Rothari或Rothair,636—652年在位)组织制订《罗泰里谕令》(Edictus Rothari或Edictum Rotharis,一译“罗泰里法令”)。这部法律共分为388章,以粗俗的拉丁文写成,被认为是日耳曼部族习惯法之最为完整的表述,其在制订过程中可能得到了罗马学者的帮助,部分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但本质上体现的是日耳曼部族法的特色。

意大利伦巴第国王留特普兰德(Liutprand,?—744)是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伦巴第统治者,也是一位非凡的伦巴第立法者。其特别偏好罗马人的法及其制度,于公元713—735年在位期间对《罗泰里谕令》予以补充,陆续颁布新的谕令,增加153章(条款),统称为《留特普兰德法》(The Laws of Liutprand)。其中规定:在罗马公证人面前缔结的书面文件应符合罗马法规则,伦巴第人的契据必须符合伦巴第法规则。

公元800年左右,法兰克人在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 Charles I,亦称Charles the Great / Carolus Magnus,768—814年在位)率领下征服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建立统一的法兰克帝国,即加洛林(查理曼)帝国。

在法兰克帝国,公元6世纪初由克洛维制定的《萨利克法典》和公元7世纪(630年左右在科隆)汇编而成的《利普里安法典》(Lex Ripuaria / Ripuarian Code)仍是法兰克法典中的基础法典,它们几乎完全以条顿法(Teutonic law)原则为基础。

但这些法典大多也由臣服于法兰克王国的罗马文化人(法学家、基督教僧侣)参与编订,我们从中可以找到罗马法观念的些许影响(比如,这些法典有关私人交易、商业事务、遗嘱文书以及释放奴隶的规定,部分参考了罗马法规范或教会法)。

公元900年后,随着加洛林(查理曼)帝国崩溃,中央权力散失,欧洲各地出现了所谓的“封建制”(feudalism),这种制度在法国比较典型,后来也通行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英格兰的部分地区。由此,除了罗马粗俗法之残存、部族习惯法和王室法(royal law)外,欧洲也出现了“封建法”(feudal law,采邑法)。公元1150年前后,意大利的米兰出现了由私人按照伦巴第习惯法传统编纂的《封建法书》(Libri Feudorum,也写作Consuetudines feudorum,英文Books of Fiefs,一译“封土律”或“采邑律”)。

故此,总体上,我们应当看到,自从公元5世纪起,一直到11世纪末,西欧社会最终隐没在古老的封建土地结构之中,罗马法丧失了从前的统治地位。

其作为一个制度整体不再在西欧地区有效,由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学家们所创造的法律文明(制度和思想)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烟尘中变得支离破碎,罗马法的生命以“零碎的、被篡改的规则”(fragmentary and garbled rules,维诺格拉多夫语)之形式得以延存。如上所述,我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日耳曼统治者所颁行的“蛮族法典”之部分条文中才可能找到罗马法残存的身影。

与此同时,有关《学说汇纂》的知识已经消失,其他许多重要的罗马法原始文献几乎泯灭殆尽。尽管从公元7世纪起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的部分内容尚被人知晓,但即使这些被人知晓的部分也经常包含着错误和遗漏。

故而,有人把西欧的这一时期称为法律文明的“黑暗时代”(Dark Ages),或者“晦暗世纪”(obscure centuries)。相对于灿烂的罗马古典时期,公元5—11世纪也可以称之为“无法学家的时代”(Ages without Jurists)。

事实上,早在公元438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为《狄奥多西法典》作序时就曾指出,他那个时候的法学家“很少有人完全掌握市民法(学问)”,“在如此多的凄惶、拙劣的作品中,取得坚实、完善的学说之人很难找到”。这种现象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西欧变得愈加严重,文化精英们处于完全的崩溃状态。

有资料显示:在优士丁尼时代,罗马尚有法律学校存在(533年沦陷后的罗马大概尚有3位教师,其中1位是法学家,他们的报酬微薄。与此不同,此时的东罗马(拜占庭)还有专门的法律学校,如贝鲁特(Berytus)和君士坦丁堡等地的法律学校,它们的教师对于编纂优士丁尼《国法大全》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随后一个世纪(公元7世纪)就完全消失了。

在上述日耳曼“蛮族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只有极少的(通晓罗马法的)法学家应召参与编订工作,他们在处理自己并不熟悉的(日耳曼各部族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法律素材(习惯法)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形式上讲,像罗马古典时期和后来12世纪所出现的“法学家”(jurist)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与此相对应,在西欧中世纪早期,法学也不是一门自治的科学(当时不存在自治的“法律科学”),它实际上一方面等同于“推理与表述的技艺”(arts of reasoning and expression),另一方面又被视同为“伦理标准”(ethical standards)。

当然,也不存在专业的法学著述和教学。此时的所谓“法学”附着于西欧各地的隐修院(修道院)和大教堂之中(这也说明,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主要文化中心是修道院,它们“像处于愚昧和野蛮海洋中的岛屿”,使学术在西欧免遭灭绝),法律学习也主要限于神职人员,世俗政权对设立法律学校并不重视。

只是到了法兰克时期(特别是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公元800年左右),随着推行所颁布的立法之需要,部分地讲授法律的学校才开始出现,实用的法学著作才开始产生,解释法律推理以及法律史的作品也才开始问世。

如上所述,即使在这个时期,也没有确定的痕迹表明当时存在有组织的法律学校(法学院),讲授法律的学校并非专门的法律学校,法律学习与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的训练相联系,与中世纪早期企图抢救古代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搅合在一起,法学的作品与神学、语言学的旨趣始终混淆在一起,在此情形下,人们所期待的是未经法律分工的学校,当时这样的学校被称为“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 / grammatische Schule)或“博雅技艺学校”(Artistenschule)。

在文法学校或博雅技艺学校里所传授的主要科目被称为“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tes,七门“博雅技艺”或“髙尚艺术”),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属于“三艺”(Trivium),代表着人文科学或伦理学;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属于“四艺”(Quadrivium),代表着自然科学或物理学。

按照公元7世纪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大主教和百科全书编纂者伊西多尔(Isidor von Sevilla,约560-636)所著的《词源学》(Etymologiae)的理解,“三艺”构成了理想的“百科全书式教育”( Εγ κυκλιο παιδεια)或“通才教育”的基础。

“三艺”中的文法被视为“话语规则”(rule of discourse),辩证法被看作是“推理规则”(rule of reasoning),修辞学乃“给表达赋予结构、形式和优雅”的技艺。而法学则被归在这些百科全书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分支之下的学科(根据英国著名法律史家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等人的说法,它属于“三艺”的最后一科——辩证法)。

也就是说,法学的术语及其基本含义的研究属于文法;说明这些术语及其逻辑联系属于辩证法;它们的阐释和表达本身则属于修辞学的范畴。正是因为文法学习、修辞学习与法律学习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伊西多尔干脆就把修辞学称为“通律者的学问”(scientia iuris peritorum)。

如此培养出来的所谓“法学家”,也可以说是神学家(担负解释圣经及神性正义之尘世标准的教士、主教、僧侣,他们不仅关照人们的灵魂拯救,而且也保护人们的现世利益,为人们现世的商业事务提供帮助和道德支持),他们同时是修辞学家和“公证人”(notary)。

总体上说,在中世纪早期,无论是“三艺”还是归属于“三艺”之下的法学,都还不是纯理论化的科学知识,它们是适用法律的“技艺”,这些技艺具有更为实用的目的取向,其所因应的是日耳曼各王国之封建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实际需求,它们缺乏复杂性,缺乏理论和一般原理,而且执掌这门技艺的也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学家或专门的实务法律人,法律技艺本身侵润着某些非理性的、神圣(宗教)的因素。所以,如某些学者所言,尽管中世纪早期有丰富的法律史,但并不享有很高的法律文化水平。

另一方面,罗马法知识的薪火在中世纪早期的传承过程中忽明忽暗,它等待着重新燃亮欧洲的历史契机。


二、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再发现

对于欧洲的知识复兴而言,11世纪中后期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对于这个时间节点的看法是,他把1050—1150年这个时期视为近代法律制度、法律价值、国家、教会、哲学、大学、文学和其他近代事物的起源期,也就是“西方法律传统”(Western Legal Tradition)得以形成的时期。他认为,这个时间片段之前的欧洲与此后的欧洲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历史断裂。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在《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一书中也把1050年之后到1250年视作持续200年之久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即罗马法、拉丁经典著作、拉丁诗歌、根植于波伊提乌(Boethius)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哲学和神学的复兴运动。还有其他一些学者(比如中世纪学者M.D.舍尼)把1100年看作是“西方重新获得了古代文明的财富”历史的转折点。

笔者无意对上述伯尔曼、哈斯金斯,抑或舍尼所论史实及生成原因和背景作详细的讨论,而仅仅关注“罗马法的复兴”(Revival of Roman Law)及法学在11世纪以后的流变过程,因为罗马法的复兴构成“中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这一现象的发生,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诸如,成文法的优势,休闲与商业的增长,城市的成长,拥护教皇派(Papalists)和拥护帝制派(Imperialists)之间的思想争斗,等等;不过,这些都是罗马法复兴的外在因素。而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法学自身发展的内在(智识)因素,无疑是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的整个文本,特别是《学说汇纂》的再发现。

学者们公认,在整个优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学说汇纂》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乃《大全》的核心内容。不过,在历史上,《学说汇纂》的再发现经历一个缓慢、曲折而颇具戏剧情节的过程。

如前所述,自从公元5世纪起,罗马法由于其卷帙浩繁且内容复杂,不适宜于为日耳曼各部族所掌握与应用,亦不易为非专业人士所了解,因而也不再是日耳曼各部族的主要法源,而由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布的《学说汇纂》的知识最早在西欧地区消失,其他罗马法原始文献也已变得支离破碎。

尽管公元7—11世纪在意大利专业圈子内部,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的部分尚为人知,但当时整体的智识环境和条件尚不足以承续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学。我们从间接的材料得知,《优士丁尼法典》在7世纪末或8世纪初曾被编进一个摘要(compendium),其中只包括《法典》前9卷大约1/4的内容。

优士丁尼的《新律》也是以摘要的形式被人所知的,这就是公元555/556年左右由一位名叫“尤里安”(Julian)的人(此人可能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法律学校的教师)私人编写的节略本,被称为《尤里安摘要》(Epitome Juliani),其中收录大约122—124件新律;这个摘要用至12世纪,于公元1100年左右被一个新发现的篇幅较大的《〈新律〉正本》(Authenticum / Autenticae)所取代【这个正本包括134件新律,据说形成于公元535?556年之间,原文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1100年左右在波伦亚被发现,伊尔内留斯和其他注释法学家奉之为优士丁尼正式发布的文本,故称“正本”,后来也被称为“流行本”(versio vulgata)】。

比较而言,只有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是被后世完整知晓的,这有历史上数不清的手抄本为证。不过这些手抄本常常伴有一些对法律不求甚解的注释。如上所述,与优士丁尼的其他法律文献相比,《学说汇纂》则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由他发布的《学说汇纂》官方拉丁文版本今天已不复存在。

据认为,在意大利,最后一次确切提及《学说汇纂》的,是意大利籍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或Saint Gregory the Great,约540—604)于603年所写的一封信件。此后,《学说汇纂》既没有明确收编于任何一部出版的私人汇编或个人记载当中,也没有反映在法院判决和个人的作品中,没有被这个时期的任何文法学家或历史学家所引用过。

直到公元1076年,《学说汇纂》才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Tuscany)统治者比阿特丽丝女侯爵(Marchesa Beatrice,约1017—1076年)的代理人诺蒂洛(Nordilo)抑或佩普(Pepo)在马尔图(Marturi,也写作Martula)的一个法院所作出的裁判(Tuscan judgment,“托斯卡纳判决”)中得到引用。从这个时候开始,意大利部分地区的章程(Charter)和法律渊源中开始间或地提及《学说汇纂旧编》(Digestum Vetus)。

1076年“托斯卡纳判决”中所引用的《学说汇纂》(其实应当是《学说汇纂旧编》)?来自何处,西方史界至今仍众说纷纭,这一点难以断定。有学者推测,它极有可能是来自当时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地区(比如,曾经作为拜占庭帝国总督府的拉韦纳)流行而内容尚有残缺的《学说汇纂》手抄本【13世纪波伦亚法学家奥多弗雷德(Odofredus de Denariis)在自己的记述中提到,波伦亚的法律书籍来自拉韦纳,拉韦纳的书籍来自罗马;关于此点,下文有专门讨论,兹不赘述),这些手抄本后来被波伦亚(Bologna,—译“博洛尼亚”】文法学校的教师伊尔内留斯(Imerius,一译“伊纳留”,约1055—约1130)研究并加以传授,并构成后来成立的波伦亚大学法学院研习和教授之对象,因而被称为“波伦亚手抄本”(littera Bononiensis)或“流行本”(littera Vulgata,“普及本”,简称“V本”)。

据说,历史上流传的《学说汇纂》复写“流行本”超过1000件(也有一说是几百件,确切数字不详),它们是伴随着罗马法在波伦亚的复兴而出现的,构成当时欧洲“(罗马)市民法”(ius civile)的基础教本。这些流行本接近,但并不等同于优士丁尼于公元533年颁布的《学说汇纂》之官方文本,尽管如此,对于中世纪大学的法学教学而言,它们已经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在“流行本”之外,还有一个《学说汇纂》手抄本,被后世视为最权威的文本。这就是公元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城(Amalfi,当时属于拜占庭帝国占领意大利领土的一部分)保存的一个完整的羊皮纸手抄本(新近的研究发现,它也有可能来自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带有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黎凡特地区(Levant,主要指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特征,抄写时间大概在533—557年之间,当时,优士丁尼皇帝还健在),这个羊皮纸抄本(复写件)共有37x32厘米大小的907个页码,以“拜占庭-拉韦纳的大圆体字”(the ByzantineRavenna uncials)抄写,文本没有断句(即,句子没有句号和逗点),被公认是最接近优士丁尼公布《学说汇纂》之官方文本的一个遗存“善本”(它甚至被说成是优士丁尼《学说汇纂》原始文本的几乎独一无二的证据,当然,其中也包含许多书写错误)。

此本何时在阿马尔菲城被再次发现,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公元1135年和1137年间,阿马尔菲城(此时它仍在拜占庭帝国占领之下)遭到比萨人洗掠,该手抄本一同被掠走(该本的页边标有“1135年从阿马尔菲劫掠”字样),从此保存在比萨,被称为“比萨手抄本”(littera Pisana)或“比萨版本”(Codex Pisanus)。

1406年,比萨与佛罗伦萨(Florence)两城交战,这个手抄本又被佛罗伦萨人掠夺作为战利品,先是存放在佛罗伦萨美第家族私家藏书室,16世纪70年代后一直保存在佛罗伦萨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故又被称为“佛罗伦萨手抄本”(littera Florentina或Florentine)或“佛罗伦萨版本”(Codex Florentinus,简称“F本”),有时,也被称作“洛伦佐版本”(Codex Laurentianus)。

“波伦亚手抄本”(或“流行本”)与“佛罗伦萨手抄本”(或“比萨手抄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完全破解。从道理上讲,“波伦亚手抄本”作为晚出的《学说汇纂》手抄本肯定与前者有一定的关系。

德国学者彼得?威玛尔(Peter Weimar)考证,原藏于阿马尔菲的《学说汇纂》手抄本【也被称为“原本”(Primus)】曾有一个手抄本,被称为“二手本”或“复写本”(Codex Secundus,简称“S本”),这个“二手本”或“复写本”于1070年左右(或1057—1087年间)在意大利的南部(或许是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出现,几年以后也被意大利北方【比如阿布泰(Abtei,即Badia)地区】所知。

如果这一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不仅能够说明“托斯卡纳判决”中所引用的《学说汇纂》之出处,而且也可以澄清“波伦亚手抄本”(或“流行本”)的来源。然而,在历史上,这个所谓的“二手本”或“复写本”本身已不复存在,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后来的各种“波伦亚手抄本”或“流行本”,它们显然是经过多次复制而成的,能否说它们均源自那个“二手本”或“复写本”,已无从查考。

而且,学者们经过悉心比较研究发现,“波伦亚手抄本”与“佛罗伦萨手抄本”(或“比萨手抄本”)两者在用词和术语上还存在一些差异:“佛罗伦萨手抄本”包含有希腊文写成的《学说汇纂》段落,而“波伦亚手抄本”要么完全剔除了这些段落,要么将它们译成了拉丁文,同时,“波伦亚手抄本”也缺少“佛罗伦萨手抄本”中表明作者和作品出处的希腊文“题引”(inscription / Inskription),另一方面,“佛罗伦萨手抄本”也并非完美无缺,其某些句子有遗漏;而且,两种手抄本的册数也不同:“佛罗伦萨手抄本”原来有两个部分(两卷),而“波伦亚手抄本”由三部分(三卷)构成。所以,“波伦亚手抄本”可能还有别的来源,近现代罗马法学者寻找《学说汇纂》“原始流行本”(UrVulgat text,即,流行本之原本)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但这段历史很难完全说清楚。

无论如何,《学说汇纂》(实际上即“波伦亚手抄本”)的再发现对于中世纪及近现代法学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是法学在中世纪的西方得以兴起的动因,只有它(而非《国法大全》的其他部分)才能够把中世纪有关法律的思维加以转型,并使法律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

对此,梅特兰曾经指出:

“《学说汇纂》是中世纪的学生能够最佳地获取罗马法知识的唯一书籍。《法学阶梯》有点是教科书。《优士丁尼法典》由孤立的规定构成。《新律》不仅是孤立的规定,而且是以华而不实、冗赘的文体写成的,大概其害处多于益处,……如果不是《学说汇纂》,罗马法本不可能再次征服世界……人们不再会成为其他著作的热心学生……第一个讲授《学说汇纂》的人也是第一个人在讲授罗马法对现代世界意味着什么……只有在《学说汇纂》中,人们才能够获得一切犀利而严谨的法律论证之观念,以及精确的定义,等等。”

德裔美国教会法和罗马法专家斯特凡·格尔奥格·库特纳(Stephan George Kuttner,1907—1996)也认为:“若没有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再发现,法学能够在中世纪的西方得以形成是不可想象的。”另有学者证明,11—13世纪欧洲法学得以迅猛发展正是得益于《学说汇纂》的再发现。

过后的历史也证明,《学说汇纂》也许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本。

从此以后数个世纪,法律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分析和传授流传下来的优士丁尼法律文本,逐步建立起作为整个欧洲大陆大学教育和法学之共同基础的“中世纪罗马法”(Medieval Roman law)或“新罗马法”(Neo-Roman law),这种新罗马法连同教会法一起构成欧洲的“共同法”(ius commune),系其中的核心因素,因为优士丁尼法的原则、术语和原理也是教会法研究的基础。在16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有人把“《学说汇纂》的阐释和理解” (Erl?uterung und Verst?ndnis der Pandekten)几乎等同于当时整个的法学。


三、波伦亚大学的建立与欧洲法学教育的勃兴

多数学者的意见是,欧洲中世纪及近现代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摇篮或滥觞之地在波伦亚。1088年创建的波伦亚大学是罗马法复兴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被视为当代法学思想的“滋养之母”(alma mater)。

而该大学的建立,甚至波伦亚城市的声誉都与一个人的名字有关,这就是伊尔内留斯,他被认为是波伦亚法学院或法律学校的创建人,并使《学说汇纂》的生命得以复活。由于伊尔内留斯,波伦亚一度形成法律学术的中心或“博学之城”(docta,学术之都),有人将此一现象称为“波伦亚文艺复兴”(die Bolognese Renaissance)。

波伦亚成为欧洲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滥觞之地,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位于意大利中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大区,乃意大利南北之间的交通枢纽。该地区除波伦亚外,尚有费拉拉、弗利、摩德纳、帕尔玛、皮亚琴察、拉韦纳诸城。

故此,波伦亚在历史上可能由于拉韦纳而间或地受到过拜占庭文化(包括优士丁尼罗马法)的影响,这种影响加上其他一些奇特条件(北方朝圣者前往罗马的必经之路,文法学校的存在,伊尔内留斯的个人[人格]影响,罗马法文献的注释以及世俗皇帝对罗马法阐释和应用的兴趣,等等)促成了此地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繁荣。

据现有的史料看,波伦亚法学院和别的学院一样起源于中世纪的“文法学校”。在11世纪和12世纪,各地都存在着数量相当可观的这类私立的学校,出现了许多非常成功的独立讲学的教师。当时的教师被称为“(修辞)演讲者”(rhetor)、“精通人文学科技艺者”(artibusperitus)、“出庭律师”(causidicus)、“法官”(judex)、“法学博士”(Legis Doctor,其实这个头衔所指的是当时的律师和法官)或者别的称谓。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在所著的《中世纪罗马法史》第4卷中指出,伊尔内留斯之前,在波伦亚只有少量有关法律课程的可靠线索。13世纪波伦亚法学家奥多弗雷德(Odofredus de Denariis,约1200—1265)在所著《〈学说汇纂旧编〉讲义》(Lectura super Digest veteri)中的考证,当时有个叫作佩普(Pepo)的人(一位通晓法律的“法学博士”,但“并不知名”(millius nominis fuit))曾经在波伦亚尝试讲授法学。

不过,有关佩普的生平和著述,奥多弗雷德并没有更多的提示。根据奥多弗雷德同时代的一位英国神学家拉尔夫·尼日尔(Ralph Niger,卒于约1210年)的记述,可以间或地了解到,佩普曾经于1075/1076年担任过佛罗伦萨地区(属托斯卡纳大区)马尔图的一个法院(Gericht zu Martula,即比阿特丽丝侯爵夫人治下的法院)的陪审官,并在法庭辩论中引证过《学说汇纂》。这比伊尔内留斯担任此职显示的时间早了大约40年。

另有资料显示,佩普曾经作为罗马法的权威出席过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1050—1106)的法庭,而且于1190年被视为“波伦亚的光荣”。他获得此等名声,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在亨利四世出席的刑事审判中曾经有过精彩的辩论;二是他在1070 —1100年间于波伦亚依据《优士丁尼法典》和《法学阶梯》讲授法学,乃波伦亚最早的法学教师。

此外,有关波伦亚早期学校的法学教师,还有文献提到一个名字叫基利安(Kilian)的苏格兰人,曾经担任过佩普的老师。不过,按照萨维尼的说法,这一线索很不靠谱。

或许波伦亚大学的建校日的确定是以佩普在1070年—1100年间的讲学时间作为参考依据的,但可以确信的是,无论佩普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是波伦亚大学的真正创建者。传统上认为,波伦亚大学的形成与伊尔内留斯的讲学(即讲授罗马法)有关,因而后世也就把伊尔内留斯视为波伦亚法学院以及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创始人。

不过,就像对佩普这个人一样,人们对伊尔内留斯身世的了解其实也并不是很多。萨维尼认为,有关伊尔内留斯这个人的第一个难题是他的名字无法准确认定。

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其名字的拼写法很多,比如,“瓦尔内留斯”(Warnerius)、“韦尔内留斯”(Wernerius)、“古尔内留斯”(Guarnerius)、“格尔内留斯”(Gernerius)、“噶尔内留斯”(Garnerius),即使现在认可的“伊尔内留斯”读音,也有Irnerius、Hirnerius、Yrnerius、Hyrnerius等多种写法。

根据奥多弗雷德和其他人【比如13世纪的编年史作家乌尔佩格(Ursperg,约1177—1231)】的记述,我们现在大体上可以了解到的是:伊尔内留斯大约1050年—1060年间出生在波伦亚,系该城的市民。他最初接受的人文学科的训练,是一位讲授文法和修辞学的人文学科教师(magister artium,teacher of arts),后来受比阿特丽丝女侯爵的女儿、托斯卡纳玛蒂尔达女伯爵(Countess Matilda of Tuscany,1046-1115)的鼓动,前往罗马学习法学(也有可能是未经任何老师指导而自学法学),并以《优士丁尼法典》作为指导,以其文献学知识和技巧来研读法律文本。之后,他开始在波伦亚讲授法学(据传,时间在1084年或1088年,但没有可靠的资料对此加以证明)。

事实上,真正有案可査的是他在1113年和1118年间所参与的公务活动(1116年至1118年的11份资料中都曾提及他的活动)。1113年,伊尔内留斯经玛蒂尔达女伯爵同意作为出庭律师(causidicus,也有资料说是担任法官)参与一起案件的诉讼。1116年?1118年间受当时的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五世(Henry V,1086—1125)的派遣,参与皇帝在罗马的一些国事活动。他很可能卒于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皇帝洛塔尔二世(Lothair ll,1075—1137)在位期间(1125—1137),确切时间不详。

由上述史料,大体上可以说,伊尔内留斯早年曾以传授文法和修辞学等人文学科为业,后在玛蒂尔达女伯爵支持下开始讲授法学,甚至开设了独立的法律学校或法学院(有证书文件证实,直到1118年,甚至1125年,他还任职于这所学校),以研究和传授《学说汇纂》之“波伦亚手抄本”或“流行本”为主业,并且撰写过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特别是有关《学说汇纂》)的注释作品,作为法学教师,他以精湛的教学技艺吸引了大批学生,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股潜心研究罗马法的“学术狂热”(eines gewissenschaftlichen Enthusiasmus)。

正如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所言,伊尔内留斯“最终把法学与修辞学区别开来,并赋予它作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的地位:不是以节录和内容摘要为基础,而是以《民法大全》(即《国法大全)——作者按)的原文为基础,整部《民法大全》现在可用于解释法学的任何一个分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多弗雷德在评价伊尔内留斯的时候,把他称之为“法律的明灯”(lucerna juris,英语lantern of the law),乃“第一个把光芒投向法律科学的人”(primus illuminator scientie,直译为“该科学的第一个发光者”)。

但严格地说,伊尔内留斯所开设了的法律学校或法学院还不是正规的大学。事实上,在伊尔内留斯去世之后的1180年,波伦亚法律学校或法学院仍然不过是教师个人开办、并由其个人管理的私立学校。然而,到了1180年?1190年间,波伦亚法律学校或法学院的组织体制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

随着波伦亚成为法律研究和学习的中心,学生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奥多弗雷德记述,到12世纪中叶,波伦亚的学生已经有1万人左右,而城市本身的人口仅有3—4万人),这些学生不仅来自意大利,而且甚至来自更为遥远的地方,比如德国、英国和法国。

学生的激增带来三方面的问题:(1)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2)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3)波伦亚作为自治市与波伦亚法学院师生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期,学生们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方,他们作为共同的群体面对自治市当局而自发组织起来。他们成立各种各样的“同乡会”(最早成立的是1191年的“伦巴第同乡会”,在波伦亚大约有20个同乡会,通常按照他们的籍贯或地理出身来划分,比如法兰克人、皮卡第人、普罗旺斯人、阿勒曼尼人、盎格鲁人、西班牙人等),这些同乡会的学生选择他们的教师,与教师们签合同约定教学的地点和方式以及付费的数额等。

如此形成的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就被称为“社团”(societas)或“合伙”,这些社团逐渐形成一个更大的组织,称为“学生大学”(universitas scholarium)。

在学生大学,其成员主要是学生,教师并不包括其中。学生们将他们同学中的某些人推举为“头头”(Chiefs),这些“头头”最初叫作“总管”(consules),后来被称为“校长”(rectores)。于是,大学的建制逐渐形成,生成近现代意义的“大学”的组织形式。

波伦亚大学是典型的“学生大学”(而与之几乎同时形成的巴黎大学则是另一种大学模式,BP“教师大学”(universitas magistrorum,由教师组织起来的团体)或“教师与学生大学”(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个中缘由,此处不拟详谈)。然而,直到1316年,该大学的独立才得到波伦亚自治市的承认。

波伦亚大学的建立不仅保存了罗马法学的火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法学的薪火传递给了成千上万来到此地求学的欧洲各地的学生。这些学生每年不辞辛劳地来到波伦亚大学朝圣,学成后又将罗马法学的教义、精神和原理带到各个地区,其势如烈火燦原,而且,大学的教授们也四处奔波,把罗马法从一所大学带到另一所大学,促成欧洲中世纪全盛期及以后几个世纪的法学教育的勃兴。

波伦亚大学之后,在欧洲的版图上相继出现了以法学见长的大学或法学院,比如,按照波伦亚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1222年)、帕维亚大学(1361年)、佩鲁贾大学(1308年)和锡耶纳大学(1246年),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1220年)、奥尔良大学(约1235年)、图卢兹大学(1229年)、阿维尼翁大学(1303年),更有14—15世纪以后出现的其他国家有名的大学或法学院,如,布拉格大学(1347年)、维也纳大学(1365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爱尔福特大学(1379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维尔茨堡大学(1402年)、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弗莱堡大学(1457年)、图宾根大学(1476年)、美因兹大学(1476年)、鲁汶大学(1425年)、格瑞夫斯沃德大学(1456年)、特里尔大学(1454年)和巴塞尔大学(1459年),等等。

诚如伯尔曼所言,大学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法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知识人(教师)群体在塑造法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新的西方法学“远远不只是一种智识成就——它不仅仅是一种推理方法或一种组织思想的方法”,法学的准则既是知识的,也是价值的。

具体而言:

(1)近代大学帮助西方法学成就了一种跨国家的特征,拉丁语不仅在法律方面,而且在教育与学术以及宗教崇拜和神学方面成了西方的通用语言,这有利于欧洲各国在保持文化多元的情形下实现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法学)的同质化构造,从而赋予法律学问一种跨国界的性格。

(2)欧洲大学还有助于使法律本身具有一种超国家的术语和方法。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到欧洲大学法学院(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等)学习罗马法和教会法,在毕业之后返回自己的国家,将所学习的法律知识运用到他们的实务和教学当中,这不仅有利于法学的传播,而且也有利于法学知识和方法的统一。

(3)在欧洲大学中所讲授的法学方法是一种能够建立各种法律体系的方法,它使人们可能在对教会法加以综合之后,再综合封建法、城市法、商法和王室法。

(4)大学提高了学者在塑造法律中的作用,使法学教师成为“真正的规则”的解说者。

(5)大学打通了法学与其他学科(神学、医学及文科)的知识壁垒,使经院主义的方法被用于所有的学科,这就扩大了法科学生的知识,也有助于拓宽法学研究。

(6)大学成了法学学科自治的维护机构,它使法学逐渐与其他学科相分离。

(7)大学为法律学说提供了知识和真理的检验、评价标准,它使法学家根据理想的人法(即罗马法)原则来批评和评价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则和制度,而不完全受制于教会所教导的神法、道德法标准以及立法者的言行。

(8)大学将法律制度概念化、将法律系统化,使其成为融合的知识,将法律分析提高到一门科学的水平,而不仅仅将它作为一种工艺或技术。

(9)大学产生出一个职业法律家阶层,他们由于共同的法学训练而形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律知识共同体。


本文作者:舒国滢

本文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责任编辑:刘炼箴,实习编辑: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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